案例学习--紧急避险不以险情实际发生为判断标准

纳智律师  蔡光兴

案情回顾

原告于2016年10月1日乘坐泰安公司客车从锦州市去往泰州市。客车行至东兴工业园区时，因发动机故障导致车厢内冒起浓烟。驾驶员将客车停靠路边，打开车门让乘客自行疏散，并用灭火器对发动机作喷射处理。位于客车后座的原告担心发生意外，从车窗向外跳出，导致受伤。

原告陈海诉称，原告乘坐泰安公司所有的营运车辆在途中发生发动机故障，车厢冒起浓烟。因车上乘客众多疏散缓慢，原告无法判断险情发生后果，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从车窗跳出避险，致双足粉碎性骨折。被告泰安公司作为承运人，在承运途中对旅客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对除旅客自身健康原因或者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之外的其他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被告泰安公司辩称，1.原告仓促跳车存在过错。在发现车厢冒烟后，驾驶员及时处置，满车乘客有不少老人、孩子，均从车门安全离开；2.原告没有跳车的必要。火险发生后，驾驶员立即用灭火器对发动机喷射，消除了危险；3.被告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事故车辆经过年检、定期安检。故被告不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争议焦点

乘客即原告跳车避险的行为是否恰当，营运人是否可以减轻赔偿责任。

案件评析

一、紧急避险的特殊样态及民事责任承担

紧急避险行为一般指造成对第三人的损害，但特殊情况下，因加害人的不法行为，被害人为摆脱面临的极大危险，不得已而采取某种避险措施而使自己遭受损害，也属于紧急避险。本案中，原告发生险情后从车窗跳出，为侵害第三人权益，仅致本人受伤，属于紧急避险的特殊样态。

从紧急避险的构成要件上看，必须是合法权益面临紧急的危险。这种危险可理解为已经发生或者虽未发生，但随时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危险。回顾案情，行使的客车内冒起浓烟，按照社会正常的、一般人的观点，危险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即避险人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可以相信危险会发生，而非对危险状况的的误解、臆想或者错误判断。故原告当时的逃生行为显然是合理且恰当的，构成紧急避险。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引起险情的客车驾驶员是雇员，雇员履职侵权应由雇主承担过错替代责任。

二、紧急避险引发的人身权利冲突与取舍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一条还规定，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因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责任。该条款中必要的限度，主要涉及权衡保护利益与损害利益之间轻重问题。

紧急避险的正义合理性，根源于两种合法权益不能同时保护的情况下，牺牲晓得权益而保全较大的权益。实践中，涉及财产的，可用数据来分析比较，但如涉及人身性质的冲突则难以取舍，甚至面临道德风险，故一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1.高度重视人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2.公共利益优先；3.公序良俗、公共道德作为辅助判断的标准。在该案中，乘客在生命安全遭到危险时，选择最便捷的方式离开危险源，体现了生命优先的衡量原则。

具体而言，原告位于客车后部，从前门疏散需要时间，容易耽误逃生的最佳时机；而从靠近的车窗跳出，则可能导致身体受伤，即发生了生命权和健康权之间的利益衡量。显然，原告紧急避险行为所保护的生命价值高于所损害的身体健康价值，故原告的避险行为既未超过必要的限度，也不构成避险不当，该冲突下的取舍符合立法精神和道德准则。

三、承运人尽到注意义务并非免责的法定事由

营运人从旅客运输中获得经济利益，要求其负担安全保护义务，符合利益与风险共担原则。况且，营运人还有保险制度来分担自身的风险，现实中，旅客所支付的票款通常包含一定的保险费用，故法律加重了营运人的责任，要求其对旅客的生命安全负高度注意义务，确保运输过程安全可靠。

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从该条可以看出，除非法定免责事由，承运人对于旅客在运输过程中的伤亡负无过错责任，该条还将承运人的主观过错排除在外。因此，即使被告尽到了注意义务，也不符合免责条件。

裁判意见

紧急避险应当以社会正常的、一般人的观点加以判断，而不以险情的实际发生为构成要件。因公共交通运输工具自身故障引起险情的，乘客有权选择最迅速、最便捷的方式紧急避险，即使险情未实际发生或者被排除，对于乘客在避险过程中所受的人身、财产损害，营运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