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头意外去世，农民工工资怎么办？

张某、赵某、刘某三人在同乡包工头王某的带领下外出打工。王某接到某建筑工地外墙保温工程，与张某等约定每平米的价格，工程完工后王某支付了张某等3人的部分工资后就不再支付，张某等人找到劳动监察大队讨要未果，遂通过法律援助机构委托走诉讼程序。张某等人因文化水平不高，得到的案件信息只是：他们在老乡的带领下给福建某建筑装饰公司在某个建筑工地干活，现还有部分剩余工资没有拿到。本律师与福建公司交涉未果后将其列为劳动仲裁的被申请人要求其支付该三位农民工的工资，传票送达后。在确定的仲裁庭审日福建公司未到庭，而陕西某建筑装饰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庭称：福建公司是涉案建筑工地的发包方不是本案的被申请人，自己是涉案建筑工地的承包方，自己才是本案被申请人。况且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三位申请人，并向法庭提交了自己已将将虽有工程款打给包工头王某妻子宋某的银行转账凭证，并提出该包工头王某已经意外去世。申请方的三位农民工没有合同，没有工程结算单、没有工资欠条，只提交了一份与包工头的录音证据和三人相互间的证明，证明三人干活的数量和所欠工资额。仲裁庭认为三位农民工与福建公司不形成劳动关系，驳回其仲裁申请。为什么农民工辛苦的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工资，让所有的建筑工地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在当下中国也不切合实际。目前中国建筑工地的用工模式均是，包工头带领一群农民工给承包商或者分包商干活，而承包商或者分包商只与包工头结算工程支付工资，这就导致包工头卷款逃跑，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情频繁发生。就农民工与包工头、建筑企业的关系以及各方的责任是本案的关键。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劳动关系是从雇佣(劳务)合同关系中发展而来，是国家法律对于一些具有特定、稳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劳务关系中的员工加以特殊保护的结果，是民事合同关系保护社会化的产物。但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均是以提供劳动来获得相应的报酬或待遇，但用工单位的法律义务有所不同，其最主要的义务在于给劳动者提供一定的保障性待遇，比如“三险”、“解除关系的经济补偿”、“休息休假”等等，这些保障性待遇的强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工作安全、就业安全等权益，而劳动者获取该种待遇的代价是提供劳动需接受用工单位的指示命令，劳动者是在用工单位约束、控制下进行工作的，往往缺乏自主决定的“工作自由”。虽然，在表象上，张某获得的报酬与相应的工程相联系，但张某更多在于对施工工作的过程负责，而该工程仅仅是众多张某工作过程的 “自然结果”，张某只要正常按照工作规程提供劳动，工程的质量等结果如何并非其考虑的问题，也并不影响其报酬的获得;工程质量的好坏也并不影响张某获得报酬的高低。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应当倾向界定张某与陕西某建筑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

从鼓励合理用工的角度出发，也应当认定张某与陕西某建筑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若认定张某与公司之间成立劳务关系，便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众多施工单位以此形式来获取员工的劳动而无需给付相应的劳动待遇，不仅用工成本下降，而且风险责任也大大降低，不利于促进用工单位的合理用工。

从用工单位应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也应当作出上述结论。劳动关系相比于劳务关系，更有利于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关系稳定，也有利于劳动者工作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稳定秩序的建立是必要的，故此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应当倾向于以劳动关系来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强化用工单位的责任。如此一来，也能够间接促进用工单位对劳动者在提供劳动过程中的保障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工作安全、就业安全。

就此问题，2005年5月25日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作出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中也体现了这一价值取向，该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综上，本案中的张某虽“受雇”于包工头，但实际上属于与甲公司之间建立事实劳动关系。

建筑施工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由来以久，背景复杂，近年来已上升为社会问题。其主要根源是我国建筑市场长期形成混乱所致。本案例涉及的农民工、包工头、施工单位三者关系其实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对于一个较大的建筑工程或施工项目还包括发包方、总承包方及诸多个劳务分包方等，这其中首先是各种法律关系混杂、交叉与重叠，其次是建筑行业的特殊性，一个工程从开始至峻工，技术种类繁多，其综合性强，人员流动性大，工程总造价中包含着材料及人工成本多项式的综合。从法律关系分析，涉及到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较大的工程则还分为总承包方与劳务分包企业，这些层层企业之间无论是发包还是承包、转包所形成的均是劳务关系，即经济关系。这种劳务关系的特征决定了支付工程的款项“不定时、无规律”的形式，发包方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或经济关系存续期间，可以按提供劳动的总量一次性给付，也可以按比例分次给付，两种支付形式并不受法律约束及调整;二是虽然建筑行业禁止将工程转给个人承包经营者，但因各种原因，此种情况履禁不止。包工头与农民工之间是否为劳动关系就成为此案例的焦点。在建筑施工中，由于技术分工多而细，个别项目工期短、需用工一般在20人以下不等，而小型的包工队正好适应了这种需求，由包工头按项目进行承包，有的为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同时承包几个工地的同类项目便于临时调配或调剂使用，这样劳动者的劳动呈现出阶段性、短期性与工作地点不确定性。现实中许多包工队是由亲属或老乡组成的，他们只知道跟着包工头干活、挣钱，而无需了解谁是施工单位，而施工单位是以完成施工项目为目的，也无需知道包工队中有多少人，这些人是谁。当项目完工后，施工单位将工程结算款统一支付给包工头而不会发到每个劳动者手中。当不能按时按约支付时，包工头便会以劳动者的身份同时鼓动其他劳动者一起索要，此时便产生了群体性纠纷。如此看出若将其劳动者认定与施工单位间为劳动关系似乎不当。另据在办案中了解，包工头携款逃跑导致农民工发放工资无门的情况并不多，因包工头与包工队组成人员的特性决定“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基于上述原因，形成拖欠工资的情况也较为多样复杂，一是支付形式的确定，导致承包或分包方不可能按月得到工程款，其中包括人工费即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但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全部依赖于建设施工工程所得。就工资支付而言，若依据《劳动法》规定按月支付劳动者，则需先行垫付，当其无力垫付时，必然形成拖欠。如若发包方拖欠工程款或按建筑行为的潜规则由承包方垫资施工或包工头携款逃逸的话，则劳动者工资支付问题更是雪上加霜;二是由于签订的承包合同不规范或口头协议，在实际履行中易产生纠纷。其中涉及到工程量核算不一致、人工单价标准不明确、因超预算需追加的相关费用、建设单位修改图纸导致工程量变更、施工企业因各种原因发生停工、返工、待工等，上述诸多原因或环节，无论某一点发生问题，在工程款不到位情况下，均使劳动报酬不能如期支付形成拖欠。

综上所述，单纯确定施工单位、包工头与农民工之间是否为劳动关系，笔者并不肯定，至少不完全具有我们概念中标准劳动关系的法律或形式要件及基本特征(即使在签有书面劳动合同时)。如若我们简单的将其确定为劳动关系，全部纳入劳动仲裁受理范围，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的建筑行业及交织的法律关系，绝非劳动仲裁独家能解决的，其后果必然形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态势，同时就劳动仲裁现有办案水平及人员素质也根本无法承担。今天研讨此案的目的也应不仅仅是理顺法律关系，应重在更好的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建筑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即要考虑法律效果，又要注重社会示范作用。融化整个冰山，仅靠劳动部门一家或某个部门解决是不够的，涉及到建筑市场法制环境的形成及游戏规则的重新确立与规范运行。社会问题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多部门的协调解决。建议通过两个渠道或方式加以解决，一是由相关部门分清负责共同解决。现我区发生类似群体性事件后，基本形成了劳动监察、建委、公安、工商、工会等多部门联合调处。因农民工工资牵连着工程及工程款，其中不乏个别包工头为多要款，虚报人数或鼓动农民工围堵政府部门的事件发生;二是当调处未果时，农民工直接起诉到法院，就工程款与工资一并审理而无需劳动仲裁前置程序，这样可达到减少诉累、快速解决、保障社会稳定的效果与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