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代理意见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诉榆林市长运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高速旅游客运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安邦公司代理意见

一、本案保险合同已过2年的除斥期间。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长运公司于2016年9月12日以保险合同纠纷（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附加司乘人员险）起诉上诉人（一审被告）安邦公司，该案件已经超过保险合同纠纷的2年除斥期间。

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附加司乘人员险是指，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雇佣的驾驶员和乘务人员在车上从事司乘工作时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本附加条款约定负责赔偿。

　　人身保险分为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三种，其中人寿保险又分为生存保险、死亡保险、两全保险。生存保险是指若被保险人活到合同约定的年龄保险公司就会向其支付一定保险金。死亡保险是指若被保险人在合同约定的有限期间不幸身故，保险公司就会给指定受益人一定赔付。两全保险是指若被保险人活着保险公司给付生存保险金；若被保险人不幸身故保险公司赔付死亡保险金。

上诉人全称为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其性质是一家财产性质的保险公司，不经营人寿类保险业务。我们之所以在开篇要有大篇幅讲述司乘人员险的概念以及与人寿保险的区别，在于人寿类保险的除斥期间以及诉讼时效与其他类保险的诉讼时效不同。《保险法》27条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灭。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五年不行使而消灭。

   《保险法》颁布以来，该条规定的索赔时限是诉讼时效还是除斥期间，各界意见不一。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将其定性为“诉讼时效”。2008年保监会对大连保监局《关于对<保险法>第27条理解有关问题的复函》认为，27条规定的期限，法理上属于请求权消灭时效，不同于诉讼时效，但二者并不冲突，各自产生独立的法律效果，而许多学者认为应确认为除斥期间。我们认为，从保险法立法本意出发，结合我国法律体系，第27条规定确认为除斥期间比较适合，原因如下：

   1．诉讼时效保护的是诉讼权利，除斥期间保护的是债权。《保险法》第27条所规定的“二年”或“五年”，其指向的是客户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也即实体权利债权，而非向法院提出的诉讼权。

   2．诉讼时效适用前提是侵权，除斥期间适用前提是请求权。实践中，诉讼时效生效的原因常表现为，权利人受到侵犯，随之向义务人主张权利，当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时，诉讼时效开始计算。《保险法》第27条的规定是客户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也即请求权，保险人没有侵犯权利人的利益，拒绝保险客户申请权也还未发生，因此不存在诉讼时效适用之前提。

　　本案中驾驶员刘恒驾驶的上诉人长运公司所有的陕K68956宇通牌客车于2012年6月7日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被上诉人长运公司第一时间知道了该事故发生。根据《民法通则》、《保险法》关于保险合同除斥期间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在2014年6月7日之前，就向上诉人保险公司主张赔偿的权利。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事故发生4年之后的2016年9月12日才起诉至榆阳区人民法院要求上诉人赔偿，这明显的已经超过了2年的除斥期间。该除斥期间为不变期间，不因任何是由中止、中断、延长。该除斥期间规定的是权利人行使某项权利的期限，以权利人不行使该民事实体权利作为适用依据，不同于诉讼时效规定的基于被侵权而请求法律保护的期限。

   经查2014年第三人刘恒以自己名义向榆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裁决，被上诉人对裁决内容不服起诉于榆阳区人民法院审判后，其对判决内容又不服上诉与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经二审判决其履行了对第三人刘恒的各项赔偿义务。被上诉人虽然也曾于2014年3月26日起诉于榆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其承担保险责任，但是纵观该次诉讼被上诉人当时只是要求上诉人承担的是26位乘客的保险理赔款，未提供证据证明驾驶员刘恒的的各项损失情况，对于司乘人员的保险并未提出理赔。被上诉人在该次诉讼中提交了桂阳、刘雪凤、董万久、孙立国、汤浩诊、初国峰、徐素华、程学升、赵春艳、宋圣彧、常文波、刘莹、张明明、曲永全、周武军、黄维民、宋万娟、孙刚、于桂成、姚连军、宗焕军、吴宪军、王运生、王颖26位乘客的诊断证明、住院病历、医疗费发票、伤残鉴定文书等证明该26位乘客的损失情况，唯独没有驾驶员刘恒的损失情况。法院也采纳了这些证据对于乘客的损失判决保险公司予以赔偿。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并未对驾驶员的损失赔偿作出判决。即在2年的除斥期间内被上诉人长运公司未行使请求权的权利，该除斥期间已界至。

　　即使被上诉人在该次诉讼中提出了对驾驶员刘恒的保险理赔，根据除斥期间不适应中止、中段、延长的特性，被上诉人在2016年才起诉上诉人安邦公司，要求承担司乘人员保险责任，赔偿驾驶员刘恒的各项损失，其已经丧失了实体的请求权。

二、退一步讲，即使本代理人保险合同2年的除斥期间的代理意见法庭不予采纳，认为该2年为《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被上诉人长运公司也未在有效的期间内起诉安邦公司要求其承担附加的司乘人员保险的赔偿责任。本案一诉讼时效，被上诉人长运公司丧失胜诉权。

三、再退一步讲，若法庭对2年诉讼时效的代理意见也不予采纳，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客运人责任保险》中附加的司乘人员险的保单中，特别约定一栏；每座责任限额30万元，其中死亡、伤残20万元，医疗10万元，每次事故限额为累计责任限额30%。该特别约定作为投保人的长运公司已经声明：保险人已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本人做了解释说明，本人以充分理解同意以此保险单作为订立合同的依据。结合上诉人保险公司对保险条款中的免除赔偿责任具体的条文已做了字体加粗加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即险人对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已尽了提示义务。该责任的减轻条款合法有效，应该予以适用。

再者投保人不是自认然人，其是一家经营运输业的运输公司，其与上诉人保险公司有着长期的业务往来，不止是单单签订了一份这样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对于类似本案的司乘人员附加险的出险情况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其以不清楚不理解保险的责任减轻条款为由，主张格式合同中对于每次事故限额为累计责任限额30%的条款无效，是不能成立的。该条款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已经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被上诉人作为投保人在保单中也已经已声明的方式，说明自己对该条款已充分理解，并签订合同，该条款是经双方合意的结果，充分体验合同双方的意志，本着契约自由的精神该条款也是合法有效的。在被上诉人理赔时应依照该条款判定上诉人的赔偿责任。

四、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刘恒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即其本人对于自己的伤残的损失也负有相应责任，根据权利与义务相适应的原则，自己对其损失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参照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中责任比例的赔偿，上诉人只承担除过交强险赔付不足部分70%的赔偿责任。

五、驾驶员刘恒的伤残鉴定、劳动能力鉴定是其通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该鉴定的受托机构未与保险人协商一致，违反鉴定机构的选择程序，现上诉人以道路交通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申请重新鉴定。

　　综上，本案被上诉人未在2年的除斥期间内行使自己的赔偿请求权，该权利作为实体权利已经消灭。即使法庭对于除斥期间的代理意见持不同意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每次事故限额为累计责任的30%也是合法有效的，法庭应基于此应采纳该条款的约定，结合事故责任比例划分，上诉人应承担该30%中70%的赔偿责任。以上代理意见敬请法庭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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