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咨询还是加盟——投资者应该谨防合同性质风险

[案情]2013年4月17日，王某与上海某教育咨询公司（简称“咨询公司”）签订了《咨询协议》，约定咨询公司为王某在广州市海珠区暨南大学区域单点范围内开办的培训机构提供运营咨询服务，由王某向咨询公司支付咨询费用。双方约定，合同有效期为2013年4月17日至2016年7月17日：每年协议年度的咨询费用为40万元，保证金3万元，王某按年分次向咨询公司支付咨询费，第一年度的咨询费在签署协议时支付，以后每年的咨询费在该年度的开始前一个月内支付，因任何一方停止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达连续两个月或者在连续的十二个公历月内合计达四个月，任何一方可以书面通知另一方解除协议，咨询公司应对王某选择合适的A品牌学校地点予以指导，该等指导意见由咨询公司提供的A品牌启动系统手册予以明确，王某应该根据A品牌启动系统手册中地点选择知道条款或者咨询公司的指导意见选择A品牌学校地点，王某向咨询公司书面申报学校地点后，咨询公司应该在收到后七个工作日书面是否确认该地点，双方约定纠纷的处理机构是上海仲裁委员会。王某根据前述咨询协议，在签订之时交付了两年的咨询费用，共计人民币80万元，咨询公司给王某开具了以“咨询费”为内容的发票，前述协议签订后咨询公司对于选址事项一直拖延未予以支持，跟其招商宣传期间以及签订合同之时口头声称的选址服务完全不一致，王某就此一再催促，咨询公司便提供了几个待选点给王某，但均不具有操作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选址事项已经超过三个月，按照合同约定，反而是王某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于是王某委托本人对该合同进行分析，我个人认为该合同属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按照《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咨询公司有重大信息披露的义务，同时王某作为被特许人享有在一定期限内的法定任意解除权，而且在本案中，咨询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即招商期间宣传的事项与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的情况完全不一致。2013年10月份，王某委托本人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解除合同、退还王某所缴纳的咨询费和保证金，同时仲裁受理费和律师费由咨询公司承担。

[案件焦点]这个案件焦点在于涉案合同属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还是无名合同，如果是属于前者，显然案件对于王某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商业特许经营条例赋予了被特许人也就是投资者王某法定的任意解除权；而如果是无名合同，则适用合同法的总则规定，参照买卖合同部分章节的规定，那么对于王某来说相对被动很多，因为咨询协议里基本是权利一边倒的倾向咨询公司，对于王某的违约责任约定的非常清晰且繁重，而对于咨询公司的违约约定却非常模糊，其根本原因在于咨询合同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而王某对合同的种种不利约定的风险评估不够。因此，整个案子的关键就是关于合同性质的论证问题，思路就是以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的法定任意解除权为主线来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仲裁结果]上海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认为王某在签署咨询协议时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合同的性质和内容应有充分的理解，且开具的发票内容为咨询费，王某对于合同性质以及发票的内容未向咨询公司提出异议，因此，认为系争合同为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主张不成立。对于选址义务问题，上海仲裁委员会认为按照咨询合同的约定，选址的义务在于王某而非咨询公司，咨询公司仅是提供了指导和确认工作，且咨询公司提供了数个地址备选给王某，因此王某认为咨询公司怠于履行选址义务的意见不能成立。但上海仲裁委员会认为双方就选址义务问题产生争议后，王某和咨询公司主要围绕的是退款问题发生纠纷，而咨询公司再也没有提供新的选址指导意见，因此按照咨询协议的约定，尽管咨询公司提供了一些咨询服务，但毕竟该培训机构未能实际成立，系争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故此，王某主张解除合同的主张，上海仲裁委员会予以认可。另，上海仲裁委员会员会认为由于系争合同解除，则咨询公司应该退还王某支付的相应费用，但是鉴于咨询公司确实为选址问题向王某提供了相应的指导与意见，付出了相当的工作量，且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培训学校未能成立系归责于咨询公司，事实上王某对咨询公司提供的诸多建议均不予采纳也是导致双方发生纠纷的重要原因，故最后，上海仲裁委员会酌定咨询公司退还王某已支付的咨询费72.5万元和保证金3万元，仲裁受理费由双方各自承担一半，对于王某主张的律师费和差旅费鉴于王某在履行合同中亦有不妥之处，因此均不予以支持。

[案件的分析和提示]对于上海仲裁委员会上述的理由，在我个人看来还是有点牵强的，尤其是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问题上，上海仲裁委员实际上是绕开了《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关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法律定义，同时也忽视了双方实际履行过程中的地位。简单来说，商业特许经营里特许人和被特许人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咨询服务支付咨询费的一方与收取咨询费的一方显然是被服务与服务的关系，比如客户与律师之间的咨询服务，显然不可能是律师管理客户，这就是商业特许经营和咨询服务之间的根本区别。涉案合同或者双方提供的证据均显示王某是必须遵守咨询公司的管理规定，必须按照A品牌的加操作手册去经营，否则将承担高达合同金额30%的违约金，何况王某支付所谓的咨询费关键换来的是A品牌学校商标的授予、咨询公司网络信息管理系统的使用权、A品牌学校统一装修装饰以及师资教材的使用权及购买权等，这显然是商业特许的内容而非咨询。而对于案件的结果，不能说完全满意但是也来之不易，这个案件在代理之时对于申请人一方也就是王某来说，不管是从合同约定上，还是从实际履行中的证据来说均不利，比如咨询协议里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未能成立培训机构的，加盟费和保证金没收，另外，对于没有按照咨询公司的要求经营培训机构的，则需要支付高额的违约金，且还有诸多其他的系统信息管理费、教材费等等，整份合同在权利义务上完全不平等。当然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作为当事人的律师，也只能穷尽一切可能对当事人有利的情况去为当事人争取合法的权益，虽然最终上海仲裁委员会裁决里有部分咨询费不予退还，但实际上这个只能说是自由裁量的程度不合理，稍微超出了预计的范围，但这个毕竟是上海仲裁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之内，何况咨询公司确实也付出了一些服务。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个人也能理解上海仲裁委员会这样的裁决，因为其考虑了一定的社会效果，涉案的纠纷属于一个系列案且约定的纠纷处理途径均为上海仲裁委员会，如果一律认定王某的主张成立则可能形成判例，这会导致咨询公司的经营陷入困境，而该公司在上海本地也算一家比较有名的培训机构。

在此，作为当事人的律师，对于当事人的建议和对于其他投资者的建议是一样的，即在从事任何投资之前，对于投资的项目必须了解、对于被投资方的情况、投资协议的内容必须较为清晰，尤其是投资协议的条款约定需要做风险评估，切忌轻信招商阶段被投资方的广告宣传内容，否则发生纠纷时，如果协议或者证据本身对投资者不利，那么律师想挽回投资者全部损失，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诉讼也好，仲裁也罢均是以证据事实来证明一方主张的存在，而不是以实际发生的情况作为依据的。